发布时间：2019-02-01 | 信息来源：江苏社科网

  苏简字第3011号

 学会讯息

12月8日，由省委党校、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暨2018年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副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刘学侠教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主题报告。省中特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郭广银教授、《群众》杂志原总编辑周毅之教授、省委党校徐民华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12月9日，省哲学学会“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的创新发展与未来远景”学术研讨会暨2018年年会在镇江召开，来自省内各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省哲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苏州大学任平教授，南京大学刘林元教授分别作主旨发言。

12月11日，省保险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暨七届七次理事会在南京召开。中国人保财险原执行副总裁、监事会主席王和教授作题为“不确定背景下的确定思考——2019年保险市场观察”的主旨演讲。

12月15日，由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省委党校、省领导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领导力理论研讨会”在省委党校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党校校长郭文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2月16日，省周恩来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主题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当选第三届理事会会长。

 专家视点

不确定背景下的确定思考

——2019年保险市场观察

中国人保财险原执行副总裁、监事会主席  王和教授

到2018年，中国保险机构已超过200家，保费规模达36500亿，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30年，中国保监会成立20年。历史的关键节点给2019年保险市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经济发展理念的变化、“一带一路”的责任与使命、从出口到进口的贸易结构的变化等方面给保险业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保险业需要有更高的国际视野，思考如何在高起点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国内经济社会的转型。正确理解“两个治理”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将保险与国家战略相结合，更好、更深地融入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才能有助于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确理解保险业的“两个供给侧”，要解决好保险业自身的产品、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供给，才能提高保险业服务社会的能力；正确理解“高质量发展”，保险业要重新认识并定义“做大做强”，保险业也要立足行业解读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升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是保险理论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科技发展和深度变革。科技将深刻地变革保险业，并挑战传统保险业的存在方式。首先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风险认知技术，包括保险精算的基础与环境，重新定义“不确定性”，并逐步从预测走到预知。其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保险集合的效率，更创造无限的可能，如碎片化、场景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创新，使保险从“被集合”走向“自集合”。另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风险，特别是“可保风险”的概念和范围，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技术、新可能和新思路。四是行业发展和深化改革。2019年将是一个分水岭，中国保险业乃至很多行业将出现严重分化，保险业要在新常态下建立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理念，才能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险的本质是提供保障，是处理风险，而不是转移风险。作为社会化的“风险管理人”，保险对于风险应当具有更专业的认知和态度。保险业要树立科学的风险文化，特别是要高度关注自身的“坏风险”管理问题。科学和专业地“处理”风险，是保险有别于其他金融产品的重要特征，也是行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五是金融风控和强化监督。“大数法则”决定了保险是典型的“群众事业”，“人民”是保险的当然属性，保险的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性是保险行业的根本属性，是存在的基础逻辑。保单持有人是公司的“股东”，行业要切实解决客户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问题。另外，近年来金融风险已成为关乎社会安定和谐的一个十分突出问题，金融风险无疑是“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银保监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强监管”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

（根据作者在省保险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上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演变趋势

省哲学学会 单宗玥

一、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主体最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多元化，支撑其多元化变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三个。一是对“人民”概念认识不断深化创新。随着社会流动的扩大，人民身份的界定需求越来越大，社会治理由把人民作为严格管控对象，逐渐放松为管理对象，再到吸纳为治理的参与者，与对人民概念的认识变化紧密相连。二是“多中心性”亦或是“去中心化”概念渐渐从经济领域发展到公共领域。在社会治理中强调多中心性，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流行的现代社会哲学的“去中心化”和“废弃元叙事”思潮不谋而合。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体的多元化，能够有效改善边缘人政治不公平现象，增加社会的自由和公平程度。政府职能由大包大揽到逐步简政放权的转变，正是多中心性影响中国社会治理的有力证据。三是受到政治哲学中宽容理念的影响。近年来社会治理中宽容的作用越发明显，以网络化、多主体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的飞速发展可见一斑。三重理论因素使社会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朝着多元化发展。社会治理的人民性、社会治理的多主体模式、包容性治理模式等等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二、社会治理价值：公共性发展

社会治理的价值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公共性。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支撑。改革开放前，对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公共性，改革开放后公共性逐渐解蔽并发展。首先，个体逐渐被发现，社会主体的理性增长，有参加公共事务的需求。改革开放后，一方面经济模式影响人的生产生存模式，许多人脱离集体生产，变成个体化的生活；另一方面思想上的解放，文化水平的提升使个体开始觉醒，更多关注自身的利益。个人与社会结构关系被重新塑造；其次，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不断推进，带动了公共性观念的传播,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增强；最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化使社会权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社会经济权利，对自身应当享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加在意。具体来说，在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十九大报告中对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的肯定，都体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格外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是对公共性价值的回应也是公共性价值的体现。

三、社会治理实践模式的演变

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技术手段、治理方式、治理重心、治理格局等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实践的总趋势是路径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具体的方式方法更加科学，从行政推动到鼓励自主创新，治理格局也越来越合理。近年来，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各个社区，社会治理逐渐深入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元。农村的社会治理也逐渐从解决基本的公共设施问题发展到关注“流沙社会”等深层次问题。对于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也逐渐从行政化控制转变为体制性吸纳。社会治理的实践由初步探索到稳步推进，发展到了全面加强阶段。社会治理的成果越来越明显，治理成本逐渐下降，治理效率逐步提升。

（根据作者在省哲学学会2018年年会上提交论文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报：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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