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1 | 信息来源：江苏社科网

  作者：樊浩
  来源：《新华文摘》（2022年第6期）
  一、从“文化共识”到“文化战略”
  中国话语下的“伦理”与“道德”，从一开始就具有与英语世界的ethic和morality不同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伦”是人的实体，“理”是个体性的人与自己的实体即公共本质同一的规律或天理；“道”是宇宙和社会的本体，“德”是由人道而天道对终极本体的“得”。伦理的精髓是“人理”，是个体性的人获得自己的公共本质而“在一起”的“成为人”之理，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皈依；道德的精髓是“得道”，是个体性的人分享人道天道而获得存在合法性的“德”。伦理通过居“伦”由“理”的认同回归建构世俗（家庭、社会、国家）和精神的家园；道德通过尊“道”贵“德”，以内得于己，外施于人的知行合一达到个体的自我超越。伦理是人伦之理，道德是得道之行。伦理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或“我”如何成为“我们”；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人应当如何生活”。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说，伦理建构社会生活秩序，道德建构个体生命秩序。伦理和道德都指向某种终极性，是超越个体有限性而达到永恒不朽的顶层设计，具有“如何一起”和“应当如何生活”的双重文化战略意义，由此缔造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
  在文明的童年，孟子曾经以文化童真发现伦理与道德对于人的世界的顶层设计和文化战略的双重意义。“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人之有道……教以人伦”，既是顶层设计，也是文化战略。“人之有道”的终极认同和“类于禽兽”的终极忧患，是顶层设计；“教以人伦”是走出失道之忧的终极拯救和文化战略。以人伦教化回归人道，摆脱类于禽兽的失道之忧，建构“如何在一起”的社会生活秩序和“应当如何生活”的个体生命秩序，是伦理道德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顶层设计和文化战略的元智慧。雅思贝斯发现，在轴心时代人类世界在不同地域诞生了一些共同觉悟，在精神上将自己提高到与宇宙同一的高度，金岳霖指证这些共同觉悟体现为一些“最崇高的概念”，如上帝、佛主、道等，然而这两大发现在真知灼见中都内含重大缺陷。雅思贝斯的“轴心时代”无论概念还是理论都携带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基因，金岳霖的观点并不彻底，因为中国文化“最崇高的概念”不仅有“道”，还有更具现实性的“伦”，“伦”与“道”，伦理与道德，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与自己也与世界“在一起”、追求“应当如何生活”的顶层设计和文化战略，缔造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文明风情。
  诚然，伦理道德在历史演进中总是日新又新，当内部世界的重大变革邂逅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击，总是经历剧烈激荡的阵痛。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经过激荡的洗礼，一旦生成伦理道德的重大文化共识，将迎来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预示集体行动和民族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伦理道德发展进入“不惑之境”，由初期的多元多样多变而逐渐凝聚一些基本文化共识。根据我们所进行的持续十多年的全国大调查，以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为三个时间节点，这些共识的生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呈现由“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的十年精神史。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生成的文化轨迹，以一句话描述就是：“二元聚集——核心价值引领——文化共识”。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我们的第一轮全国调查发现，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激荡，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状况既不是简单的“多”和“变”，“一”与“不变”也未生成，而是处于“多”与“一”、“变”与“不变”转换的关节点，最深刻的态势，是多元正在向二元聚集，在义与利、道德与幸福、德性与公正、发展指数与幸福指数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两种相反的判断和取向势均力敌，二元对峙，伦理道德领域的“二元体质”正在生成。“二元体质”是伦理道德发展尤其是价值共识生成的临界状态，表征中国伦理道德发展进入重大转换的关键期，伦理道德共识的生成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敏感期与质量互变点，也是意识形态战略的最佳干预期！值此之际，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部署，2012年中共十八大系统提出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2013年我们的第二轮全国大调查发现，五年以来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两种趋向：一方面多元向二元聚集仍在继续，另一方面已有的二元聚集开始向一元凝聚，在某些方面也出现多元分化，价值共识的生成更加迫切。在由“多元”而“二元”的自发进程之后，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的生成，逻辑和历史地内蕴三大伦理精神期待：期待一次“伦理”觉悟；期待一场“精神”洗礼；期待一种回归中国传统的“还家”努力！
  十八大之后，经过五年核心价值观引领，伦理道德发展到底达成哪些文化共识？2017年的第三轮全国大调查发现，社会大众已经生成关于伦理道德的三大文化共识：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传统”认同与回归的共识；“新五伦”（父母子女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新五常”（爱、诚信、公正、责任、宽容）——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伦理精神共识——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对于家庭伦理、分配公正和干部道德发展的共识）。然而，共识之中依然存在差异，最大差异存在于工人、农民群体与干部、企业家群体之间，必须通过群体对话深度推进文化共识。三大共识，呈现了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的“认同——转型——发展”的文化共识的时代精神图像。
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社会大众的文化共识生成之后，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新的理论前沿和现实课题是什么？一言概之，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自觉。
  文化共识是中国伦理道德在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进入“不惑”之境的表征。共识是集体理性，共识之后是什么？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期待什么？文化战略！回归、转型、发展三大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的生成，宣示中国社会已经行进到这一步，在近现代以来经历欧风美雨和改革开放多元多样多变的激荡之后，中华民族具备了一个文化条件，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体”而行动。伦理道德共识的生成，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世界中又一次组织起来，一个集体行动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文化战略是由文化共识走向集体行动的文化谋划，必须适时推进文化共识向文化战略的理论自觉，建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民族精神形态，建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文化气派。
  文化战略的自觉指向两个方面：狭义指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或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的文化战略；广义指关于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体系中地位的文化战略。前者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发展战略；后者是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伦理道德发展。“文化战略”话语以“文化”为“战略”重心，是基于文化传统、文化规律和文明形态的战略，是伦理道德发展在文化维度的顶层设计。伦理道德是文化体系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在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中具有不同地位，遵循不同的文化规律，伦理道德发展应当也只能实施与文化传统、文化规律和文明形态相适应的文化战略，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必须达到关于发展战略的文化自觉。
  文化共识的生成为伦理道德的战略谋划提供了历史条件，共识是主观认知也是现实判断，是主观条件也是客观条件。文化共识生成之后，在现代文明的大视野下建构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气派逻辑地成为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必须也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文化战略的要义，就是在文化顶层设计的层面高远谋划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华民族新的伦理叙事，向世界演绎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故事，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展示具有深厚文化根源、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中国道德文明。黑格尔认为，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民族、伦理、精神概念地也现实地同一。精神的本质是伦理实体，“但精神本身则是伦理现实”，“活的伦理世界就是在其真理性中的精神”。民族是直接的伦理实体，伦理精神是民族作为伦理性实体而集体行动的文化自觉。伦理的文化意义，就是使置身其中的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实体性，从而成为“公民”即获得伦理之“公”的道德之“民”，形成以伦理精神为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由此民族及其“公民”作为一个实体或整体而行动，成为“整体的个体”。
  诚然，文化战略也指向伦理道德发展的诸多前沿问题的解决，如诚信危机、社会公德、干部道德、生态伦理等，但作为战略尤其是文化战略，它所谋划的不是就事论事的应时之策，而是基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规律，在伦理精神和道德文明的大视野下，系统谋划中国伦理道德的长远发展。攻克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难题当然是文化战略的重要部分，但狭隘“问题意识”下的所谓“道德治理”，不仅难以真正和彻底地攻克现代中国发展的道德难题，而且任何只见“问题”不见“文明”的消极性问题治理，任何文化缺场下的狭隘问题意识，都可能将伦理道德发展导入“治病模式”的误区，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自信，耗散民族的文化自信力。文化战略指向长远而真正的“中国问题”，其要义是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的文化谋划。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到这一步，有必要也有条件对伦理道德发展进行整体性文化谋划。
  二、西方文化战略的话语演进
  文化战略的推进是对民族精神发展的时代谋划，也是对外部挑战的战略反应。百年不遇之世界大变局，从文化拉开序幕，也一直处于文化的漩涡。20世纪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觉悟是文化觉悟，20世纪西方战略的重心是文化战略，伦理道德既是西方文化觉悟，也是西方文化战略的支点，通过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可以窥测一斑。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诞生并迅速成为显学，这本书的巨大影响本身就传递了西方文化、西方战略的基因密码。正如杜维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根本就没有德文原本，而是美国翻译者帕森斯根据韦伯在某一神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编辑而成。“德国学者处心积虑要通过去美国化（也就是从帕森斯的现代化论说中解救出来）并非民族主义使然，而是想重新把韦伯置入具有世界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显然，这一地方性知识蕴含了对雅斯贝斯‘轴心文明’命题的‘厚实描述’。”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想类型”，韦伯完成的论证是，这种理想类型以新教伦理为背景，只有西方新教国家的特殊文化地域拥有，但却被韦伯赋予世界文明史的范型意义。“理想类型”以伦理为内核完成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现代奠基，暗合了“轴心文明”的西方心态和西方战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却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其要义是将新教伦理这一新教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赋予世界文明史意义，实现了所谓“轴心文明”传统的话语和战略转换，这是其影响力的最大秘密所在。可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开了20世纪以伦理道德为着力点的西方文化战略的序幕，世界从学术上接受了韦伯的“理想类型”，也就在文化上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
  沿着这一思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文，它宣告：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矛盾不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而是文化矛盾，其症结是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的矛盾，宗教的伦理冲动力耗散，经济冲动力脱离了韦伯理想类型中新教伦理的束缚和指引，只剩下“贪婪的攫取性”。“文化矛盾”是对“理想类型”的反证，如果说前者是20世纪以伦理为内核的西方文化战略的奠基，后者则是半个世纪之后对这一战略的检视和反思，是对20世纪后期西方战略未雨绸缪的文化谋划。“文化矛盾”依据“理想类型”道出了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战略忧虑，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它的战略纠偏和战略坚守。正是在此基础上，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作现代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的战略宣言书，也是宣战书。它发现并宣告，当今世界的经济冲突、军事冲突与政治冲突只是表象，一切冲突根本上是“文明的冲突”，是文化冲突。表面上看“文明冲突”与“理想类型”“文化矛盾”并无直接联系，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尽管只是将“文化”推进至“文明”，将新教伦理泛化为文化价值观，但亨廷顿以新教伦理的西方文明为“理想类型”的本质没有变，其文化战略意义更为突显。虽然亨廷顿本人在该书的中译本序言中申辨，他提出这一命题的宗旨是呼吁“文明对话”，然而“文明冲突”是现代世界史的基本事实，西方世界正是以此为基点建构自己的文化战略。
2  0世纪是文化大发现的世纪，“理想类型”——“文化矛盾”——“文明冲突”，构成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发现、文化觉悟依次推进的三个战略话语和战略转换，如果说韦伯的“理想类型”还是学术话语，“文化矛盾”已经是一个战略建言，“文明冲突”论则是一个以学术话语表达的智库命题。经过这三期学术推进和话语转换，于是“全球化”便呼之欲出，成为这三大命题的总体性战略表达，其本质是“文化帝国主义”。“直到60年代，帝国主义这个词正足以形容时代之特征，但现在，‘全球化’已经取而代之。”
  20世纪西方文化发展史，是一部西方文化战略确立、转换和推进史，其中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与“文明”浑然一体又不断推进；二是以伦理为文化内核和基点。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世界性影响走向巅峰之际，华人世界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进行了回应，但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不断推进的论证是，无论儒家伦理、佛教伦理，还是伊斯兰教的伦理，都不具备新教伦理的内核，因而都不能孕育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文明。然而包括海外新儒家在内的华人学者的论证方式，往往是从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中寻找韦伯“理想类型”的相似元素，再从新加坡等所谓“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中论证儒家伦理的现代适应性。然而从“理想类型”出发展开的所有论证和叙事，从一开始就落入西方范式的圈套，注定只能处于辩护性解释和解释性辩护的被动地位。
  由20世纪西方文化发现、文化觉悟以及所进行的文化战略推进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必须将伦理道德发展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地位，实施“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伦理道德发展”。“伦理道德的国家文化战略”的目标，不只是在内部建构现代中国文明的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即所谓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而且要在整个世界文明体系中进行现代中国文明的伦理道德叙事，宣示与演绎中国文明的独特文化气象和文化气派。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不断加深的文明冲突，国外学者提出“文化兼文明体系”的概念，它被描述为“兼顾两个方面的一个整体：一方面是他们的文化归宿，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文明进步程度。”这一概念试图调和或缓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相对性与文明绝对性之间的紧张，但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所谓“文明进步程度”也可能是西方标准下的话语独白和价值霸权。中国文化传统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近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虽然饱受涤荡，但伦理型文化的基因和形态没有变，这就是“变”中之“不变”。“伦理型文化”标示伦理道德在整个文化体系和文明体系中具有全局和内核的哲学意义，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义之邦”表明伦理道德已经超越文化而作为特殊文明形态的文明史意义，现代话语中“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表达所契合的就是伦理道德作为文化内核的基因传承。因此，无论在文化与文明的双重意义或所谓“文化兼文明体系”的意义上，还是在伦理道德之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体系地位的意义上，都必须将伦理道德发展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
  要言之，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自觉，既是推进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自觉，更是将伦理道德发展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的自觉，“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伦理道德发展”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自觉的总体性表述。文化战略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部分，它不仅是理论自觉，而且是具有实践意义并且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自觉。由于伦理道德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自觉，不仅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且对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文化自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要义一言以蔽之：在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中建构文化自信，达到文化自立，文明自立。中国文化在传统上和现代都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自觉，是最具核心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文化自觉；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底蕴的文化战略的正果，是以现代民族精神形态和现代中国文化气派为标识的文化自立。伦理道德的文化自立，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具战略意义的文化自立。
  三、伦理型文化战略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的总体性话语是什么？质言之，乃是伦理型文化战略。
  中国文化传统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文明历史上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重要文化符号的文明。“伦理型”不仅意味着以伦理为内核，也意味着以伦理为范型和规律，“伦理型”既是中国文化气质，也是中国文化气派。在《 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从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两个维度宣告两个重大文化发现。一是“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伦理组织社会”，这是生活世界的文明气质；二是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这是中国精神世界的文化气派。自西周维新始，中国文化便开创和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道路，这就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路径，进而与西方的“coutry”和“state”文明分道扬镳，它对文明史的突出贡献就是创造性转化并发展了原始社会这个人类最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血缘智慧，从而在迄今为止的那场人类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转型中，缔造了一种具有悠远深厚的文明根源，并具有坚韧文明绵延力的文明道路和文化形态。梁漱溟反复辩证，中国文化不是家族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家庭本位是宗法社会的特征，“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将家庭逻辑发展为伦理规律，“以伦理组织社会”，从而生成伦理型文化的特殊气质及其一以贯之的文明传统。中国被称之为“礼义之邦”，“礼”是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以伦理为核心所建构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实体；“义”是依据伦理实体的要求即所谓“敬‘礼’”而建构的道德价值，中国是“礼义”之邦，而不只是注重礼节的所谓“礼仪”之邦，礼义之邦是伦理型文化的文明形态。
  近年来开展的伦理调查提供的大数据表明，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这一立论在以下数据链和信息流中得到学术支持。（1）当今中国社会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是少数，2013、2017两次全国大调查的数据在9%—11%左右；（2）社会大众所选择的最重要的伦理型关系即所谓“新五伦”的排序是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与传统五伦相通，只是人格化的君臣关系转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朋友关系转换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3）当遭遇重大人际冲突时，“沟通”的伦理手段是绝对首选，其次是忍让的道德手段，“诉诸法律打官司”的法律手段只有在商务关系中才出现，选择率很低；（4）社会大众对德福一致、善恶报应的社会现实的认同度和伦理信念度超过80%，由此可见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基础依然十分坚韧。这些数据构成的数据链和信息流得出的结论是：“有伦理，不宗教”。第一个信息宣示“不宗教”，后三个信息从社会结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三个维度诠释“不宗教”的根本原因是“有伦理”。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有丰富宗教选项的背景下拒绝走上宗教的道路，是因为“有伦理”——“以伦理组织社会”，“伦理有宗教之用”；开放的中国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欧风美雨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激荡之后，依然“不宗教”，根本原因还是“有伦理”。“有伦理，不宗教”，是伦理型文化的独特气质和独特气派。
  中国文明内在伦理型文化的规律，伦理道德发展必须实施伦理型文化战略。简言之，伦理型文化战略包括两方面：既是根据伦理的文化规律推进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也是以伦理道德为战略重心的文化战略。中国伦理道德传统有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两个维度，历史哲学维度体现为问题意识，回应和解决时代课题，致力于生活世界的建构；精神哲学维度则致力精神世界的建构，两个维度被儒家表述为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但无论哪个维度，都兼具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的双重意义。概言之，中国伦理型文化战略的生成发展经历了四大阶段：西周维新伦理型文化战略奠基；春秋百家争鸣文化战略的多样性展开；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伦理型文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宋明理学伦理型文化战略的哲学建构与精神回归。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既是伦理道德理论、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发展史，也是伦理型文化的国家战略探索和推进史。西周维新“制礼作乐”——春秋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明“新儒学”，构成伦理型文化战略奠基、展开、上升为国家战略、成熟完成的四期发展。伦理型文化战略是以伦理道德为文化重心的战略，它表明伦理道德发展和人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建构，都必须遵循伦理型文化的规律。虽然自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诸理论和诸战略都指向时代课题的问题意识，然而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重心一如继往地是由治心而治世，着力点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而不是就事论事的问题治理，由此形成关于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和伦理型文化的战略体系。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