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1 | 信息来源：江苏社科网

  作者 陆航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18日)

  面对社会发展对学术生产与创新的现实需求，致力于创新与求真的学术成果生产，才能真正有效满足社会发展对智力资源与智力支持的实践要求。繁荣发展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推进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出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进程中的重要工作。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引发文艺工作者的诸多省思。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学术价值与学术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学术成果的创新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不仅要做“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要做“著作等心”的学者；不仅要“为学术而研究”，更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在学术出版与传播实践中，专著和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据统计，2020年，全国出版社科人文类书籍33.1万种，较2019年降低4.0%；全国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10.6亿册，占期刊总印数的52.2%，提高1.3个百分点。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所占比重比2019年继续提高。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统计，从2012年至2021年，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连续10年居于世界第二位。2021年5月，中国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SCI论文的质量与被引用情况也持续提高。观察当前学术成果出版的现实状况，“专著少，论文多”似乎成为一种趋势，学术评价工作进而也出现相应变化，由此引发了不少学者关注。
  优化学术评价和考核体系 
  在确保高质量学术出版的意义上，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相比，具有篇幅短小、问题集中、逻辑紧凑等鲜明特点。借助期刊出版周期较快的传播优势，完成学术见解的发表，这种方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然而，作为知识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学术著作和期刊的出版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专著少，论文多”是当前学界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政法编辑室原主任王兰萍对此颇有感慨：“我们的高等教育考核量化指标只重核心期刊论文，导致学者不写专著而只写论文。学术著作出版需要资助，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资源有限并不普惠，写专著的积极性受约束。权宜之下，只写论文就成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然选择。”王兰萍建议，高等教育考核要破除论文指标体系，期刊管理要破除数据影响因子崇拜。
  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认为，当下高校和各科研机构等学术单位普遍推行量化考核标准、积分制的管理，其评价体系中，论文所占分值比重较大。专著虽然也因出版社的不同级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分值，但相对论文的积分统计来说，专著的分值比  《人文杂志》主编秦开凤这样描述她的感受：就学术研究来讲，论文受篇幅所限，大多是就一个专业问题展开精深研究；而专著则具有系统性和纵深性，大多具有一般知识和问题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正常来讲，专著是学者某一方面学问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作者的最高研究水准；论文更多是其中的阶段性成果的反映。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者具有一定厚度和宽度的学术成果。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论文成果应该是与专著成果统一的，或者说，论文成果是走向专著成果的过程。”在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看来，之所以出现“专著少，论文多”的情况，无非是科研评价的导向或科研的功利化问题所引起的。在各类科研评价中，很多时候对一部好的专著的评价要远低于一篇高层次的期刊论文。专著的形成需要围绕一个大的命题进行相对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而形成论文成果，相对来说，精力和付出还是要少很多，因此在既定的时间内论文成果的数量要远多于专著成果。这也使得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以论文成果为中心的产出模式，而专著成果则转而成为了必要的补充。
  秦开凤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还与学术出版的主体即出版机构不同的体制机制有关。专著出版机构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更多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化成为出版社的显著特征，付费出版曾经一度使出版物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尽管近年主管部门对出版质量提高了要求，但著作出版相对容易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而论文的出版单位多是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并未落地，学术质量仍是核心的评价指标。尤其在分级制的论文评价体系中，权威或核心期刊通过一系列审稿举措，严控质量关，使论文的出版更为严格一些，往往刊发的是作者的学术精品或代表作。这两者的差异，被评价机构相对简单地运用到评价指标的制定中去，进而引导学术研究者对两种出版形态产生不同的态度，促使学者将更多精力放在出版精品论文上。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数字期刊实际的论文总量和容量都出现大幅的增长，期刊的传统印刷属性被弱化。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中，读者获取数字化知识成果不再完全以自身偏好的期刊为唯一的资源目标，而是直接通过多元要素方式检索各类数据库中的知名作者或自己感兴趣的学术关键词。传统意义上的期刊品牌独有的学术影响力与资源获取引导力，正在被“以知识为中心”的多元化学术出版格局所取代。这也自然会促使当前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要素与结构发生相应调整。
  弘扬优良学风  注重学术质量
  有一种观点认为，“专著少，论文多”现象是学术研究浮躁学风的外在表现。这一现象揭示出少数学者在做学问时，心浮气躁、成果浮浅、理论浮夸，不安心从事系统、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而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粗制滥造，只求数量、不顾质量，与学术研究应有的理智、沉稳、严谨、求实的风尚背道而驰。这种不良学风危害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秦开凤认为，当下无论是个人的学位、职称还是对学校的评估都有各种评价指标，论文、专著、课题等都涵括在内。因专著常需要厚实的学术积累，浮躁的学术环境下，相对“短平快”的论文自然成为功利主义化的“学术生存”的首要选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专著少，论文多”的现象。
  良好的学风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学术界要承担起学术报国的时代使命，实现为人民做学问的崇高理想，必须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学者要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科研管理部门要健全学术规范和学术制度，优化学术成果评价机制。
  “板凳要坐十年冷。”人文社科研究需要长时段的积累过程，学者建构起较为完整知识体系的学术成熟期会更长。王兰萍倡导学术劳动权利年龄平等，在注重培养学术新锐的同时，要适度用好年长的成熟学者资源优势，向他们开放研究型博士后工作，开放科研项目申报通道，有针对性地强化专题性研究，精细制定学术规划国家（地方）发展战略，抓住学者专著出品年龄段，适时调整学术人力资源布局，逐步推进学术专著出版生产，强化专著出品量和质量的有序扩张。
  “耐得住寂寞是对学者名利观的重要考验。浮躁学风的根源在于学者没有树立正确的学术信仰与追求。”马来表示：“做学问要专心致志，追求真理，不能羡慕名利。虽然成果暂时出不来，不受关注，也要向刘大年、范文澜、张岂之先生等老一辈学人那样，真做学问，做真学问，甘于寂寞，不能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赞同这个的观点。“研究导向要落到实处，注重学术质量才是应有的治学态度。”
  强化平台建设  提升学术话语权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郭台辉对“专著少，论文多”现象作了如下分析。从学术生产外部看，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环境对智力供给的需求日趋强烈，必然对学术生产机制的运行产生需求侧影响；从学术生产内部看，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存在趋利避害的现象或问题不容回避。外部需求环境影响内部机制运行，造成学术生产、学术评价、学术传播过程中出现“专著少，论文多”这一暂时现象，这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学术生产与传播也有一个过程，总体来看专著相对于期刊论文，生产、发表的时间要长得多。“两者放在一起进行量化比较，意义不大。强化并优化学术平台建设才是根本。”郭台辉说。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评价体系和考核体系。数量多少不是问题，质量高低才是问题。许多学术成果长篇大论却缺乏创新，不论是专著出版还是期刊论文传播，这都是大问题。在尊重学科差异和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深入基层，走进田野，多出学术精品，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向世界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应该成为大多数社科学者学术研究努力的方向。同时，在社科课题设置、社科评奖、社科学者职务晋升等方面要加强引导，用高质量的学术评价体系建设，推进创新机制生成，进而鼓励学者走出书斋，走进改革开放的主战场。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升理论品质。”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郭建树如是说。
  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阔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砥砺奋进的时代指引。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传播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成为越来越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实践自觉。扎实推进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建设，为伟大事业提供强大智力支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学术质量、学术评价和学术平台是构建学术话语的三大基本要素。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需要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和学术领域内，提出具有主导性的学术理论、概念、范畴，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专著出版机构是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学术创新的重要载体，更是国际学术界观察了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的主要窗口。只有建立科学权威的学术评价体系，进一步发挥好学术引领作用，才能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生产和学术传播行稳致远，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究开展平等对话，集中表达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的自信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