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1-11 | 信息来源：

    为了铭记抗日军民的斗争业绩，深化对反“清乡”斗争的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2013年10月12日，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华中反清乡斗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30多篇，内容有对日伪“清乡”罪行的揭露，有对反“清乡”斗争经验教训的探析，有对反“清乡”斗争精神的概括，有对反“清乡”斗争领导人的研究，还有以往较少研究的反屯垦斗争。共有12位论文作者在研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还有4位专家进行了点评。

    “清乡”与反“清乡”是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地区特有的一种斗争形式。从1941年至1944年，汪伪国民政府在日军的策划和配合下，先后对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东路、茅山、太滆、丹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四分区开展了“清乡”工作，企图以军事清剿、政治伪化、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化相结合的手段，彻底铲除新四军创建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不仅挫败了日伪“清乡”的图谋，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而且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研讨会对日伪在“清乡”中的暴行进行了揭露。日伪从一开始便声称，清乡工作是“和平运动的一个实验场所”，“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而事实上却充满了血腥屠杀。常熟市关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沈秋农在发言中说，八年抗战期间，常熟有过两次重大损失，一次是1937年11月，在日军大举进犯常熟期间，数以万计的抗日军民和未及避难的民众惨遭杀戮，财产损失之巨难以计数；第二次就是1941年7月至9月的清乡运动。日伪标榜其为“不流血的和平运动”，可是，敌人因搜捕不到新四军和抗日政权的干部而迁怒于老百姓，采用捆绑吊打，灌辣椒水、踩杠子、烧房子等卑劣手段，胁迫群众供出抗日干部的隐藏地点。当年，日伪在常熟清乡区捕捉抗日军民达5万余人，其中押解到苏州、南京、蚌埠等外地监禁或做苦役的有2000余人；受刑致残的20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被捕后杀害及病死狱中的500余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徐静玉副教授在论文中说，苏中四分区的“清乡”一开始，日伪就对“清乡”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接着便推行“政治清乡”，强制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民众若有不从，立即大开杀戒。仅1943年7月下旬，日伪便在南通十总店捕捉民众200多人，活埋53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反清乡斗争是在党领导下开展的一场人民战争，研讨会对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南通市委党史工办张建明副主任在论文中指出：针对日伪的“清乡”阴谋，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新四军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以人民战争应对来汹汹的敌人，制定并实行了依靠民众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实施兵民结合的军事对策；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遍布乡村的民兵紧密配合，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政治上，党组织领导民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参与的政治斗争局面，经过一年半的浴血奋战，彻底粉碎了日伪在苏中四分区的清乡，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南通市委党史工办陈红副主任在论文中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的运用，指出：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社会、地理环境十分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反“清乡”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原因，就是党组织始终坚持并实践了党的群众路线。有力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广泛发动群众踊跃投身反“清乡”斗争的思想保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转弱为强、变不利为有利的组织保证；武装群众，坚持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最终克敌制胜的实现途径。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奔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尤其要像当年反“清乡”斗争那样，发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的政治优势，真切感受民情脉动，真心倾听民众心声，团结带领群众攻坚克难，共同前行。南通市委党史工办邓永定副处长对民兵在反“清乡”斗争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强调要以史为鉴，联系当今军事思想、科技装备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革的现实，给予新时期民兵工作更多的思考与关注。他总结了反“清乡”斗争中民兵工作对今天人民武装工作的4条借鉴意义：一是以高昂的战斗精神激励当代，二是以灵活的战略战术示范当代，三是以人民战争思想指导当代，四是以党管武装的原则延续当代，真正把民兵预备役后备力量建成“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生力军”。

    研讨会还就弘扬反“清乡”精神进行了概括。南通市委党史工办严崇明主任在论文中指出：回顾反“清乡”斗争这一场血与火的战斗，总结反“清乡”斗争的历史经验，其中最关键、最根本的一条，是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表现出的反“清乡”精神：坚定信念，不畏强暴，求真务实，善于斗争，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斗争策略的运用与创新。研讨会对苏中四分区的“汤团行动”和丹北地区的“两面派”政策进行了探析。1943年春，在苏中反“清乡”斗争期间，发生了地方抗日武装——通海自卫团整体“投降”日伪，5个多月后又从日伪内部破腹而出，重返抗日根据地的事件，因为通海自卫团的团长为汤景延，史称这一事件为“汤团行动”。从1944年根据地整风运动开始，对这一事件的功过事非一直争论不断。十年动乱期间，“汤团行动”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典型，曾经参加过“汤团行动”的干部、战士备受打击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汤团的干部战士才得以平反。 南通市委党史工办原副主任戴致君在论文中以充分的论据阐明“汤团行动”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是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为配合坚持原地斗争而采取的特殊的斗争策略，尽管它不可复制，但与“曲线救国”、“投降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的历史贡献应当得到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但经过英勇卓绝斗争而取得成功的英雄是应该受到赞佩的，这才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镇江市新四军暨茅山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俞祖泉对丹北反“清乡”斗争中“两面派”政策的运用进行了阐述。苏南丹北地区是一个狭长地带，东西长约70多公里，南北宽约20多公里。北临长江，南沿京沪铁路和大运河，西面是南京、镇江，东面是无锡、江阴，中间有镇澄公路横贯东西，河道纵横，公路通达，成为敌顽我必争之地。敌人大小据点五六十个密布其间，把丹北地区分割得支离破碎。抗战期间，上级各级领导一再强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丹北地区这块阵地，并保持南北交通线的畅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单靠武装斗争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上级党委赋予的这个战略任务的。为此，丹北党组织制定了以下策略方针：以合法的、秘密的斗争坚持为主，武装斗争为副。两者应相互照顾，互相配合，互相运用。三种基本政策：用掩护政策对付敌人的军事进剿政策；用合法斗争、秘密斗争的政策对付敌人的政治建设政策；使用好两面派政策。两面派政策，丹北地区党组织称其为“一二一”政策，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工作，将伪军伪政权中的某些未倾向于日本侵略者的一面派，先转变为既为侵略者服务又能为抗日军民服务的两面派，再将其中大部分人转变为倾向抗日而敷衍侵略者的一面派。由于丹北地区党组织创造性地运用了对敌斗争策略，丹北的区乡干部不仅一直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而且在全地区211个乡（镇）中，我方控制了172个，日伪只控制了39个。3048名党员、干部，96.58万名群众不仅没有遭受损失，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抗日力量，并最终赢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华中反“清乡”斗争主要发生在新四军第6师和第1师活动地区。苏南区党委书记、6师师长谭震林和苏中区党委书记、1师师长粟裕分别是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和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常熟市关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沈秋农、江阴市史志办原副主任徐泉法、海安县史志工委副主任周宏文的论文对两领导者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探讨。徐泉法和沈秋农在论文中都对谭震林于1941年11月亲自撰写的《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在苏中三分区司令部营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进行了深度剖析。这是一份对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的重要总结，又是一篇为苏中包括华中各地反“清乡”斗争提供经验的经典文章。从这篇报告中，我们看到谭震林勇于面对事实、敢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和气度。谭震林总结了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的4条重要经验教训：一、对“清乡”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采用反“扫荡”的战术方针，即内线作战外线配合的方针；二、在不能坚持时，部队没有迅速的、坚决的转移；三、在紧急时部队过于分散，过于分散容易遭受敌人各个击破；四、苏南东路党政机关政策运用过“左”，造成了自己某些地方的孤立。他举了三个执行过“左”政策的例子：在苏常太锄奸时，乱打乱杀给敌人利用，被捉过和打过的这批人及其家属成了敌人对付我们的间谍；对胡肇汉、马乐鸣只斗争不争取，成为忠救军进入东路的一个主要原因，给反“清乡”带来许多困难；对业佃政策、劳资政策、民主政权等，都有过“左”现象，致使地主与商人在“清乡”中站在中立地位，甚至还提供敌人某些便利。谭震林还在报告中专门谈到苏南东路反“清乡”中尚未解决的4个问题，即：如何打破敌人的封锁，如何恢复清乡区的工作，在清乡区内小部队如何坚持武装斗争和清乡区外线配合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苏中四分区和苏南茅山、太滆、丹北等地的反“清乡”斗争中都得到破解。从周宏文的论文中清楚看到，粟裕通过认真汲取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不仅避免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重犯苏南东路的失误，而且还从苏中的实际出发，在反“清乡”斗争方针、部署和手段方面均所有创新。周宏文对粟裕领导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的斗争艺术归纳了6条经验：—、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打乱敌人“清乡”部署；二、高举武装大旗，与敌周旋，挫败敌人“清乡”攻势；三、内线坚持，外线出击，形成强大的反“清乡”声势；四、利用矛盾，分化日伪，钝化日伪“清乡”之势；五、多种形式，同时并举，全方位开展反“清乡”斗争；六、力戒轻敌，坚定信心，打破日伪的“延期清乡”。其中，原地坚持武装斗争，打破敌人的封锁；内外线配合斗争，组织苏中一、二、三分区短枪队进入清乡区捕杀敌人；利用敌人派系矛盾，分化瓦解敌人，部署“汤团行动”等举措，均为创新亮点，也使苏中反“清乡”斗争成为中国抗战史上颇具魅力的一笔。

    研讨会上，泰州市政协常委尹愚夫还介绍了苏中三分区泰兴县反“清乡”斗争的情况。从1942年春节到1945年春，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日伪在泰兴城至黄桥镇公路(城黄公路)以南地区相继进行了“实验清乡”、“延期清乡”和“扩展清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军事清剿、政治伪化和经济掠夺，但在抗日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日伪的“清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大丰市委党史工办原主任陈海云介绍了苏中二分区反屯垦斗争的情况。如果说日伪“清乡”的重点是军事清剿和政治伪化，那么，屯垦则是日伪直接以军事手段强迫人民种植棉花，并掠夺根据地的粮棉食盐等战略资源，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1943年至1944年，日伪在盐城设立苏北屯垦总署，企图对沿黄海地区1600万亩土地进行屯垦。苏中二分区军民英勇开展了反屯垦斗争。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进袭敌人，破坏交通设施，人民群众和士农工商各界甚至不惜拆毁自己的房屋，坚决阻止敌人进驻屯垦地区。在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日伪损兵折将，建不成屯垦据点，也无法推行试验计划，被迫于1944年11月撤销了苏北屯垦总署。苏中三分区泰兴县反“清乡”斗争和苏中二分区反屯垦斗争的史料，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这两篇论文让与会人员耳目一新，对深化反“清乡”斗争的研究很有启发。

    研讨会还收到了有关反“清乡”斗争中的文教工作、减租减息运动等方面的论文。与会专家和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有待继续深化的研究课题，如华中各地反“清乡”斗争的比较，华中反清乡斗争与华北反“治安肃正”斗争的比较等。徐静玉在论文中指出，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反“清乡”斗争的同时，还对兄弟部队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给予支援。《赖传珠日记》对此曾屡有记载，而至今鲜有这方面的论述。沈秋农在论文中对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中“我军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四军第6师及第18旅领导机关、苏常太反“清乡”斗争委员会的领导及部分民运工作干部根据上级指示，在当地党组织和抗日群众的掩护下分散突围，先后撤出“清乡”区，保存了领导力量，也为日后恢复“清乡”区工作保存了火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军受到了部分的损失”是合乎事实的，但这样的总结还不夠全面，因为地方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及抗日群众团体所遭受的破坏，广大人民群众所蒙受的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也应一并总结，只有这样，其精神才是科学的，总结才是完整的。因此，苏常太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不止是“部分的损失”，而是损失极为惨重。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和学会部的同志出席了研讨会。徐之顺在发言中指出，这次研讨活动准备充分，内容广泛，史论结合，以史鉴今，很有现实意义。在反“清乡”斗争中，党的力量来自何处？如何把党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如何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反“清乡”斗争精神如何铸就？这为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开展反“清乡”斗争研究还有一层现实意义，即总结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经验，居安思危，珍爱和平，防止战争。近年来，党史研究呈现一种趋势，即从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向地方的、微观的研究转变。这样的研究更加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原貌，也更具有说服力。今天的研讨会就是以反“清乡”斗争为专题，进行区域性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拓展，对抗战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希望省党史学会继续坚持这个方向，把党史研究推向深入。(省党史学会 张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