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1-09 | 信息来源：江苏社科网

2018年1月27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社科网主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第24期现代智库论坛在南京举行。学术大会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为研讨主题，与会学者分别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视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副院长樊和平、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省委政法委副巡视员任国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力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院长龚廷泰等先后做主题演讲。    

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苏州大学上官丕亮认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宪法的立法指导作用，社会治理的所有立法必须以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根本出发点，社会治理方式的立法必须遵守“人民管理社会事务”的宪法规定，社会治理机构的立法必须恪守“精简机构”的宪法精神。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宪法的审查监督作用、执法解释作用，以确保社会治理的创新符合并充分贯彻宪法精神。

无锡市委党校吴文勤提出，要推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首先要大力培育社会参与主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深入挖掘社区骨干、培养社工人才、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其次要构建参与平台和载体，构筑区域化大党建平台、搭建社区协商共治平台、建设智慧社区管理平台。第三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健全社区力量整合机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健全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

“打通公共文化建设最后一公里，是公共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江苏社科院盐城分院张爱民表示，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财力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公众参与度偏低、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等问题。对此，需要从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加大财政预算投入、建立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建立农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制度、奖惩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等多个方面加以完善。东南大学刘明全指出，作为预防型措施，环境司法中预防性责任方式（禁令制度）区别于填补型责任方式（损害赔偿制度），能够事前预防并抑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江苏省社科院苗国认为，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原有亲密的同事关系、邻里关系被“陌生化共事”与“陌生化居住”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与互动，其需要与利益诉求难以被体察。为此，首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由计划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其次，坚持把加强法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与加强德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强化道德约束。再次，要重建社会安全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最后，要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针对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问题，江苏省社科院牛博文提出，我国应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环节，实施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推动建构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以共享共治共建为指导，多主体参与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

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探索新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非常重要的环节。南京市建邺区委社建工委书记徐文政结合建邺区的实际情况，论析建邺区 “三三制”社区治理新模式，即“服务功能、政治功能、组织功能”三个功能有机统一，“服务网、安全网、互联网”三网深度融合，“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群众勤劳之手”三股力量同向发力，形成以“微平台、微行动、微实事、微心愿、微星光”为主题的“五微”社区共享平台。这成为探索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益探索。

无锡市委党校张鸣年以无锡实践探索为样本分析无锡市基层社会治理特色：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上，着力推进综治基层组织“机构建设一体化、力量整合一体化、工作机制一体化”“三个一体化”，夯实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在具体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扁平化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形成了“一平台、三机制”的基本构架，形成了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社区居委会、社工站、社区社会组织、物业公司、业委会多方携手，多元共治、分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江苏省社科院张春龙重点探讨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在“大联勤+民生服务”中嵌入“社会组织”的探索和实践。星甸街道以社会组织为依托，采取专业化理念与手段、开展专业化的民生服务、调动社会资源服务民生。通过巡查清单使民生服务更加精准化。星甸街道“大联勤”制定巡查清单，招聘专职联勤队员，健全“一长四员”网格巡查体系，开辟了网格化精细治理新途径。这种“联勤+民生服务”的社会治理模式，让更多的大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同时社会治理更多地体现到服务特别是民生服务。

江苏省社科院韩海浪认为，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自治团体，这也是社会组织理论的“原理”。宗族组织、宗族观念等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观念文化和行为习惯，广泛存在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之中。了解并正确认识传统宗族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及运行机制，对于目前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江苏省社科院赵锦春认为，日本农业经济与乡村发展与中国类似，同样存在着乡村过疏化、乡村人口老龄化、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乡村公共服务落后、过疏地域公共交通设施落后、农村村庄荒废等一系列乡村衰落问题。日本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借鉴“日本集落营农组织”模式，完善我国的乡村治理。

会议征集论文56篇，经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评出获奖论文19篇，其中一等奖论文6篇，二等奖论文13篇。

（刘伟，江苏省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

主题发言：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 夏锦文）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其基本定位、基本方略和总体部署已经明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其评价标准是能否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有着丰富的内涵：“共建”是基本要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建设；“共治”是主要方式，要在充分发挥政府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共享”是目标指向，要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和治理成果的共享，让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努力做到“一个都不落下”，使所有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有更多的获得感。

完善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需要党委担负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发挥好领导作用，政府履行社会治理的协调职责，发挥好负责作用，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治理的媒介责任，发挥好协同作用，公众扮演社会治理行动者角色，发挥好参与作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运用好法治思维、法治手段，夯实社会治理规范功能。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副巡视员 任国平）

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治理的阐述彰显法治精神。法治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格局的根本保障。

多年来，在深入推进法治江苏建设的大背景下，江苏省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后，江苏省委在规划法治江苏建设时就将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6个位居全国先进水平的目标提了出来。

推进江苏省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一要严守政府权力边界，真正让社会依法发挥自治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二要激活社会自治活力，要积极有序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其依法积极作为，提升功能；三是培育公民崇法尚德文明素养，探索推进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改革，要分层次分对象开展“个性化”的普法教育；四是完善乡村治理结构，重点是深化农村“法德同行”文化宣传活动和教育实践活动，健全完善村民委员会自治功能，广泛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创建活动，积极打造丰富多彩的平安法治系列载体和平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沈和）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化要走群众路线，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社会组织。法治化要强化法治思维、完善法制体系，善用法治方式，培育法治信用。智能化要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专业化，就是有专门的场所、专职的队伍、专项治理的力量。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理念上做到四个转变，工作上做到五个强化，效果上要实现三个目标。理念上的四个转变，即由政府单边管控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转变，由法律规则主导向乡规民约、城市共约、家教家训转变，由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向社会自治、市场机制、社会互助、自愿救助多途径协力转变，由政府集权向社会放权、公民增权转变；工作上的五个强化，是指强化源头治理、强化预防排查、强化依法治理，强化科技应用，强化基层工作；效果上的三个目标，是指实现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化，实现多元合作共治，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享。

把握重大社会矛盾的内涵特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朱力）

以利益纠纷为主的重大社会矛盾可以概括为刚性社会矛盾，刚性矛盾这个概念是从综合性角度来看本世纪以来新产生的或者恶化的社会矛盾，是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属性综合起来的概括，它的历史产生有历史阶段性、形成的社会结构性、利益需求的不可协调性等。

首先，社会矛盾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即随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产生的，这些矛盾是时代产生的。其次，社会矛盾形成因素的社会结构性，即当前重大的社会矛盾是由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主要变量如制度、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而引发的。第三，社会矛盾焦点围绕经济利益展开，具有利益刚性。各种经济行为易引起的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引发了大量的矛盾，产生了一大批利益受损群体。当前重大的社会矛盾具有群体利益性矛盾。第四，矛盾冲突强度与烈度的高对抗性。刚性矛盾解决方式发生了变化，群众在利益表达方式与维权方式上趋向非制度化手段。第五，矛盾在发展趋势上具有风险性。当前各种重大矛盾以群体性事件方式频频爆发出来，如果没有解决矛盾源，会使矛盾发酵，对基层政府不满，形成了社会不满情绪。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应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

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五大体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龚廷泰）

从法学视角来看，如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构建五大体系。第一个体系就是应用法律和软法共同发挥作用，创设社会治理多元的制度体系。第二个体系就是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发力，助推多元治理主体的动力体系。第三个体系是政府基本服务和社会自我服务合理配套，建立完备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第四个体系是依法打造犯罪和保护人群并举并重，建设严密的社会法治防控体系。第五个体系是政府治理，以社会企业、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构建良善的城乡社区自治体系。

要创设社会治理的多元制度体系，助推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动力体系，建立完备的社会服务公共体系，建设严密的社会防控体系，构建良善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这是我们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制度保障、动力机制、重要载体、平安环境和工作中心，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短板，必须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