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1-09 | 信息来源：江苏社科网

2017年12月23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一界学术大会“社会治理创新与政府改革”学术聚焦专场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主持开幕式。江苏社科网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朱庆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刘德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形成了新时代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加强社会治理做出了明确部署，即努力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近些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部署，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社会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江苏全省社科理论工作者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丰富拓展社会治理和政府改革的思路举措，加强对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政府机构职能转变，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努力为党委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智力成果。

朱庆葆介绍了南京大学在公共危机管理、社会保障、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等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他表示，党的十九大对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社会治理创新和政府改革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社科理论界应积极建言献策，着力微观布局，在社会治理理论和安全中国、民生中国、健康中国等方面开展创造性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张小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竺乾威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教育部“”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康之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林闽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陈云松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改革与定型：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顶层设计与基层回应：社会治理的提出及其演进”，“政府职能的三次转变：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的回归”，“社会治理创新与常识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几点构想”，“社会保障如何成为国家治理之‘重器’”，“大数据中的社会变迁与治理”的主旨报告。

江苏社科网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做了会议总结。他指出，要立足现实，从制度学、历史学、田野调查、国际国内的比较、结构功能等多角度、多维度出发，深化对“社会治理创新与政府改革”议题的研究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国家目前在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江苏社科界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结合江苏先行先试的探索经验，继续深入研讨，在总结提炼江苏特色中研究概括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和政府改革的规律特点。

主题发言：

改革与定型：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桑玉成）

我理解，十九大报告主要精神可以总结为1234。1是一个新思想的诞生；2是十九大形成了两个重要判断：一个新时代，一个新矛盾；3是十九大清晰描绘了十九大召开前后中国发展的三维图景：背景、愿景和前景；4是十九大报告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四个大气：底气、志气、勇气、豪气。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就是四气的来源。十九大报告在谈“新时代”时，提到了三个“意味着”，第一，意味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二，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劲的生机活力；第三，意味着我们为全人类的问题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这就是四气的根据。

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包含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党法联动，既要通过提升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来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所有的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法律和党章，做维护宪法法律和维护党章的模范。二是两势并重，一个是优势，一个是强势。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与此同时，这个优势需要得到强势来体现，通过强势来凸显优势。

顶层设计与基层回应：社会治理的提出及其演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张小劲）

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来的思想脉络是前后相继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通过分词技术的分析我们看到，从十二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中有许多相近的地方，许多关键词是高度重复的，也就是说，十九大报告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及其表述都是这五年来思想观念的集成和汇合。具体来看十九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词是“改革”，而十九大报告则是一个战略规划文件，其高频词是“人民”、“发展”、“建设”和“社会主义”，从对时代的判读到对使命的描绘，再到总体战略、发展方略、发展阶段，最后到发展举措的确立，十九大报告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战略规划文件。因此，十九大报告所反映出的执政党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面对现实的问题与挑战和未来治理能力的提升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战略论述和战略部署。

对党代会报告的这一历史回顾还反映出一些理论图景，例如国家建设相关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变迁。就国家理论而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破旧到立新，再到国家转型的变化过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脉络中我们分别强调的是建国、富国、强国，三阶段的这一表达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明确表述。从制度主义的学理脉络讲，这也是制度建设、制度调整和制度完善的过程。就治理理论的发展来看，其主要包括了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演变。“国家治理”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即它在整个表述和阐发过程中包含了体系、能力等要素，它们在相应的发展过程中也能产生出更多的论说和更多的理解，也就构成了今天治理理论的演进过程。十九大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说大致归为四种样式：坚持和延续、补充与完善，调整与修正，创新与发展。社会治理则处于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与坚持延续中，它与社区治理、乡村治理、互联网治理、全球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共同促进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政府职能的三次转变：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的回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竺乾威）

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政府职能的定位，即政策能做哪些事情和不能做哪些事情；二是政府职能的重要性排序，即在众多政府职能中，政府认为更重要的职能是哪些；第三是职能的行使方式，如果说职能定位涉及政府做什么，那职能行使方式则涉及怎么做的问题。总的来看，政府职能的这三个方面是互为一体的。一定意义上，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涉及政府做事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合法性不存在，那么做事的重点和方式也就无从谈起。

我国政府职能的实质就是处理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现代以来，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管理社会的制度安排，一种是西方国家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管理制度，它的特点在于权力的分割与权力间的制衡。这种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政府到积极政府，再到消极政府的演变过程。第二种则是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社会的制度安排，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管理结构。

历史地看，我国政府职能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变，从改革的秩序角度来讲，第一次转变涉及到政府行使方式和政府职能定位的转变，第二次涉及到的是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第三次涉及到的是政府定位的转变。职能转变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确立国家、政府、市场的边界。国务院2001年文件中对于三者的关系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既凡是通过市场能够解决的应当由市场去解决，通过市场难以解决但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解决的，应该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去解决，他们都解决不了而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也要首先考虑除审批之外的其他监管措施予以解决，只有在这些手段和措施都不能解决时，才能考虑通过行政审批去解决。简单地说，市场的事情市场办，政府的事情政府办，有的事情市场、政府一起办，政府在当中发挥监管和协调的功能，使得各方面的活力能够得以焕发。

社会治理创新与常识政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周志忍）

一方面，改革应当首先着眼于基础，即从基础开始着手改革，何谓着眼于基础？即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日常管理的科学化与制度化机制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创新，只有基础的制度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再考虑创新的问题。创新要解决的是高端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如果基础不牢靠、基本规范不到位，而去寻找创新加以解决，那不是创新，而是折腾。

另一方面，政府在寻求解决方案时，首先应当让政府管理回归常识，然后再谈论创新。跟常识相比，创新应当被置于次要的位置。政府治理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不能违背常识、常情、常理，如果一味追求创新，这样的治理就可能突破常识的底线。简言之，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应当破除对创新的过度依赖或过度追求。

未来的社会治理必须形成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精细化。简言之，当前，中国的问题不是创新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基础不牢的问题。所以社会创新应该以常识政府为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几点构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张康之）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关键在于解答“建设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尤其在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今天，只要能够解决好建设什么样的政府这一问题，就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契机。历史地看，政府的模式经历了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的演变，今天，我们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不同于前两种政府形态的服务型政府。

具体而言，从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政府应当从控制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控制与服务并非完全排斥互不相容，以控制为主的政府也会存在服务的问题，而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控制，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是控制之中的服务，还是服务之中的控制。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为最终理念和导向的，如果围绕服务去实施控制，这样的控制是可取的，甚至有时是必要的。但总的来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政府模式中，控制的程度是逐渐削弱的。其次，就是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如何保证公平能落到实处，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第三，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需要在多元治理主体这一背景下进行深入思考。在统治型政府时期，只有一个主体，就不会涉及合作或信任的问题。但是，当多元治理主体出现时，合作与信任的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了。第四，还要考虑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提出法治与德治并重，依法治国，也要以德治国，这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应当诉诸于治理的实践。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时，是否能够指向一种德治条件下的法治，即德治包容法治，法治成为德治的支撑。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将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如何能成为国家治理之“重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林闽钢）

目前的社会保障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关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个层次关注社会保障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其效果如何；第三个层次关注的是社会保障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简单地讲，这三个层次分别关注回应性、有效性和全局性，既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前面两个层次，而忽略了最后一个层次。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通过“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等社会保障政策有效回应了相关的社会问题，有效保障了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进入二十一世纪，农村社会保障三项制度的基本建立和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要使社会保障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应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思考：首先，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发展起到托底作用，以缓解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社会压力，同时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其次，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经济的增长和民生的改善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最后，经济发展成果如何转化为民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和共建共享。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时间窗口期，迫切需要抓住发展的机遇，通过全局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制度建设，结合共享发展新理念，切实发挥社会保障的托底和整合作用，从而实现社会保障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上升为国家治理的重器。

大数据中的社会变迁与治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陈云松）

大数据的作用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数据会说话，即大数据能够揭示一些传统方法难以捕捉的现象和指标，以此为决策提供支持。例如城市24小时的交通流量热力图能够清晰显示一个城市的交通流量的动态变动和空间分布，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其次，数据会说理，即大数据不仅能够描述现象，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现象背后的机理或者对现象做出预测。例如一些人曾担心网络上大量出现的粗鄙词汇会污染整个网络空间，并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对网络空间进行净化。但是，对网络热词的动态分析表明，网络空间存在着类似自我净化的现象，那些粗鄙词汇只是昙花一现，会迅速被网络淘汰。第三，数据会说谎，即我们并不能完全仰赖数据自身，而需要透过数据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基于大数据的这些特征，我们就能有效利用大数据来促进社会治理，如果我们使用得当，大数据可以以低成本对社会治理起到良好的辅助功能。大数据在社区治理中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目前，一些社区通过微信群等平台将社区内的居民纳入其中，这样能够实时了解社区居民的各种信息、需求、问题，并通过平台对相关问题进行迅速的反馈与应对，并能够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帮互助。同时，通过将多个社区的相关信息整合起来，就能够及时掌握某个城市的基本状况，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持。